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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西:中國——從戈壁到水瓶座(六完)

轉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7e7740102vmm7.html


國際關係

戈壁,其移民來自其它地區。戈壁的生活水準,像當時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一樣。以下摘錄表明,那裡可能出現一些對移民的抵制,但是,儘管如此,移民受到歡迎並接受定居的幫助:

……在現在所知蒙古國的土地上。此實體然後加入了抵抗來自西方陸地人們的人民中……然後,該實加入房屋建造者中、城市城市者中、裝修房屋者中。2108-1(... in the land now known as Mongolia. The entity then among those peoples who were in the defense of those coming in from the western land . . . The entity then among those who builded as builders of homes, as builders of cities, as builders of those that decorated homes.)

生活水準和移民政策——以及適於居住性,相對於其它地區之後遇到氣候和地質變化——使戈壁吸引外人。當今的中國則處在相對相反的位置。其生活標準是貧窮的,相比于鄰近諸如香港日本的富裕地區國家。因此,反之于人們作為難民來到戈壁,人們作為難民從中國離開。離開中國是違反官方政策的,其目的是留住和雇用中國公民,以建設中國物質、道德和精神生活標準。然而,1971年間估計有2萬人逃離中國到香港——大多數人通過游泳,大部分游泳者在17和25歲之間。這些年輕人受過一些教育——在中國共產主義體制下接受的——他們通常報告,離開中國是因為反對工作安排,爭取在其它地方更好的就業條件28。另一個離開的原因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婚姻自由29。另外離開中國的難民是為了逃避漢化——例如去印度的藏族人,有一些人留在那裡,有一些人在其它地方定居30。

在世界事務中把中國與戈壁進行比較的原因是,戈壁是建立世界標準的國家之一——“五大”之一——當時的,雖然最終,戈壁的領先地位被其他新興文明所取代。(490-1)

戈壁在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要素是,收集和聯繫與五大民族一起來到地球的導師們的教義。(774-5、870-1、871-1、877-10、1042-2、1167-2、1210-1、1219-1、1298-1、1387-1、1397-1、1423-1、1432-1、1437-1、1549-1、1648-1、1938-2、2946-2)

聯繫、綜合、“一手掌握”一直普遍是中國民族顯著性格,延續至今。

在戈壁,聯繫和綜合的努力,都是旨在建立和維持“一體”的哲學,“一的法則”,正如以下表明:

該實體協助召開該體驗裡的五大國家,或五個中心的商討,從而給此人帶來經驗,即,必須按自己的時間自己的年齡,在現在經驗裡重複。那麼,並非差異,而是對知識的統一,並非外在而是內在,才是真正的源頭。1210-1(The entity aided in bringing about the counsel of the five nations, or the five centers in the experience, and thus brought to man in those experiences that which must be as it were in its own day, in its own age, repeated in the experiences in the present. Not the differences then but the onenesses with the knowledge, not without but from within, is the real source.)

難道戈壁“一體”的承諾,統一的強調啟動了一個趨勢,它持久穩固而又具體地體現在中國經歷裡?難道700年前忽必烈在燕京召開的大型佛道大辯論,是戈壁“相互關係推動”的一個繼承例子嗎?

未能遵守“一的法則”是戈壁分裂的基本原因。那些堅持得最好的部分延續時間最長,根據凱西的資訊(877-10)。一個問題是:中國製造團結的企圖——有時會驅使一致性——代表了一個扭轉導致戈壁解體的趨勢的努力嗎?在中國,是否存在某個本能或業力反應,反對那些類似導致戈壁衰敗的分歧?凱西解讀提到戈壁參與的國內國外的鬥爭,為了維護“一的法則”而反對惡魔之子的影響(832-1、1938-2)。有多少中國共產主義者堅持的正統理論,可以用基於戈壁的群體業力和群體目標來解釋?封建中國保存的傳統看法,即中國一定是世界至高的美德中心,是戈壁全神貫注於“一的法則”的一個具像化嗎?C.P.Fitzgerald指出,“普遍的帝國……正如眾所周知的中國擁抱文明世界,其國界之外的只有野蠻人,野蠻人之外,微弱而幾乎沒人知道,邊遠民族的活動沒有任何政治意義,文化影響力不大……帝國必須具有普遍性,因為它必須是唯一的力量、正統教義和文明的源頭。任何競爭對手或同輩將是一個競爭對手,‘同一天空的兩個太陽’,從而引起戰爭和災難。”31。這種觀點會有反作用嗎——反對惡魔之子的傷害,反對曾經造成分裂和戈壁毀滅的外界影響?同樣的觀點也是肯定的嗎——“一的法則”,它曾災難性地脫軌?

今天,中國存在一個語言政策,目的是在整個中國建立一種單一方言,使無論出生在哪個省份的中國人都可以彼此交談。為此,國語正被使用——一種以前只有富裕、受過良好教育的南方人所講的方言32。此外,人們也努力使用單一的標準字母——儘管不確定中國會採用哪種,也許是羅馬字母——來按語言發音書寫。這個,這麼說吧,會扭轉巴別塔的命運?

同樣地,惡魔所產生的分裂和分歧結果,會通過“人民樂觀主義思想”扭轉嗎——中國共產主義者用來“愚公移山、荒漠變良田、改河治澇。”的力量。33

戈壁不僅關聯五大國家偉大導師的教義,而且還與那些不同意戈壁外交政策的國家合作和解(491-1、774-5、877-11、877-12、1042年-2、1466-1、1505-1、1604-1、1969-2、2163-1、2420-1、3102-2、3202-1、3237-1、3245-1、3633-1、5000-1、5037-2)。戈壁試圖而且感興趣於與分裂戈壁的外來影響實現和諧關係,很顯然,採取任何可能把他們團結在一個共同目標的努力。難道此戈壁政策體現的希望,即一切都可以和諧合作地協同工作,反映在傳統的中國世界觀中?“眾生產生和諧合作,並非來自外部上級權勢的命令,而是基於事實,即,他們都是整體層次結構的所有部分,那整體形成了宇宙的模式,他們所遵守的是自己本性的內部要求。”34相同的希望還反映在萬隆精神嗎,那是周恩來特別明確的?它也反映在《潘查希拉》嗎(譯注: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理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當代中國的外交政策體現了戈壁外交政策的合作理想嗎,加上一定程度的謹慎,並被分歧和分裂的業力記憶而提醒?類似地,它體現了救助和贖回糾纏在地球上的靈魂的目標嗎,結合社會或群體需求的實踐,被變得更多的自我發言而不是精神思考的個人業力記憶而提醒?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裡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35

中國是否存在一個本能或業力意義,使得解放的道路與糾纏的道路背道而馳呢?如果是的話,相比於戈壁,它如何體現在中國的國際關係呢?以下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模式:戈壁只是在穆祖恩執政的時候才採取“有準備的和平主義”姿態——那個時候整個世界已經發生動亂。

至於攻防的方式,正如之前所示的,大部分是尚未發現的東西,是那些時期的籌備工作的一部分。這些事物關係到制定長期的國防召集,其中可能存在他人干涉的任何企圖,以造成自己的毀滅……因此,我們發現在目前的經驗裡,該實體是一位元和平主義者,不僅對於進攻如此,而且對於防守也是如此,是一位相當與天俱來的有準備的和平主義者。877-11(As to the manner of defense and offense, as has been indicated, much that is yet to be found again was a part of those preparations in those periods. For these had to do with the setting of long-period drums for defense in which there might be any attempts by others to interfere, to cause their own undoing . . . Hence we find in the present experience the entity while a pacifist, not only with that of offense but defense as well, is rather innately a prepared pacifist.)

隨時間推移,由此產生更具攻擊性的姿態:

在此之前的一生,在現在的蒙古人種的遠東國家,那時人們團結成群,防止野獸和人類的侵略。4713-1(In the one before this, in now the far eastern countries of the Mongoloids, when the peoples were becoming united as groups to guard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beast and man.)

那就是說,戈壁從防守變成進攻,從和平轉到警覺。在中國,我們將期待相反方向的運動。正如在60年代中國對提高警惕和發動攻勢的宣傳,那些在校兒童發揮監督作用的活動裡。他們的遊戲包括“炸敵壘”,“消滅入侵敵艦”,“支持越南人民對抗美國侵略的愛國鬥爭”,把假刺刀插到假的美國敵人裡,並投擲假手榴彈36。在防禦政策方向上,可能存在一些運動嗎,如在70年代舉行的和平會議,如邀請包括美國乒乓球隊在內的一些國家球隊,進行在中國的表演賽,如殷勤有禮地對待美國參觀者,儘管當時的反美氣氛37,正如把美國人民從那些一直負責反華政策的人們中區別開來?38

史前戈壁和當代中國的群體業力問題,不是中國是否會一步一步跟隨戈壁的經驗,而是,中國會不會用相反的方式經歷戈壁的經驗,帶著加強了的積累的應試智慧。戈壁在退化方向所做的一切,可能是中國在進化方向所做的嗎?

受命於天

從我們已有的史前戈壁的最後資料,到凱西解讀,以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開始,這之間存在一個可能有7千年的間隙。

“受命於天”的思想是中國各朝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受命於天”記載在商代(或殷)(可能早在西元前1766年或最晚西元前1523年已經開始)。這“受命”被稱為中國的章程。那麼共產黨政權有沒有被“受命”呢?

如果群體目標可從始祖人類居住起回溯,如果群體業力戈壁持續——但以一個進化曲線——得到實現,那可能確實會喚起“受命”。

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都是針對翻身——正經歷轉變的過程,或把身體反過來——在國家群體的層次。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有目標的國家。這是——儘管有過變節——一個壓倒多數的中國人正在協調的目標。

JamesReston在他1971年7、8月的中國的旅程中,報導了一個轉變的積極階段,所有工人都不斷地在挑戰自我批判和自我改善。他發表他的印象是:人們對此有著熱情39。另一位觀察員,E. Van Heuvel,目睹了一個自信所帶來的輕鬆心情,消費品的進步,工藝的自豪感,以及自由的新光環40。報告指出態度和人際關係的平等主義,由最低生活水準保證所支持。這些都是用專制手段達成的41,如果此手段垮掉,這些成果和其它成就會遭遇到什麼則是不確定的。

有中西方雙重社會的觀察員們因而可以欣賞文化區別,並敏感地談及雙方,他們似乎都認為,中國將成功地轉一個身42。

關於中國的家庭關係,Chester Ronning報告說:“現在人們之間存在著和諧,就像古代中國一樣”43。這種和諧可能是最近幾代人的境遇的改善,但它還沒有達到戈壁的標準。事實是,整個中國歷史,不同種族之間的關係一直有爭議,間歇出現作戰和暴行。只要強迫婚姻、大規模處決和強迫遷移被強加到少數民族上44,那麼在人際關係中中國就存在很多的工作仍然有待解決。

然而,以下凱西解讀的這個細節給人們帶來了希望,關於中國內的人際關係的最終圓滿:

這個,在這裡,隨著把它應用到人類生活,將有一天成為基督的搖籃。真的,這遠離人類可數的時間,但只是神心靈的一天——因為明天,中國將醒來。3976-29(This, here, will be one day the cradle of Christianity, as applied in the lives of men. Yea, it is far off as man counts time, but only a day in the heart of God - for tomorrow China will awake.)

畢竟,如果不是兄弟般的——鄰居般的愛,那麼什麼才適用基督教?此詮釋的進一步加強,可以間接在世界事務解讀的摘錄裡找到:

如果美國沒有接受人類間更親密的兄弟情誼,沒有愛人如己,那麼,文明一定會走向西方——那麼蒙古,某一可恨的民族,一定會再次出現。3976-15(If there is not the acceptance in America of the closer brotherhood of man, the love of the neighbor as self, civilization must wend its way westward — and again must Mongolia, must a hated people, be raised.)

要麼美國將成為手足情誼的世界範例——合眾一心——要不就是戈壁的復活,或蒙古,成為國家榜樣。哪種情況呢,根據凱西預言,中國將朝著更好更完善的人際關係方向前進,儘管這運動需要一定時間來實現。

“帶出人類最好的東西”

合理的解釋和有利的理由總能在任何行動或政策裡找到。那麼,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這就很難正面地和明確地指出業力正參與其中。這只可能在積累了大量的情況而無法解釋時,除非通過假設業力運作才可以造成那情況,才能證明業力作用。

我們已經考慮了一些可能是業力的趨勢和情形。我們是否已經考慮得足夠多,以建立一個堅實的業力假設?這是一些每一個人都必須用以滿足自己的事。我們是否已經建立了一個分析線索,以幫助我們瞭解中國,對中國未來作出合理猜測?如果是的話,這將是有幫助的。我們是否已經訂出一個框架,以培養自己的態度和活動,將喚起最好的事物——我們自己的、我們的國家的、對華的人道主義中的最好的事物,在中國裡對我們的最好的事物?

James Reston在結束訪華後,在東京的電視節目上討論了這點。他說的其中一件事是,中國正在作出協調一致的努力,以“帶出人類最好的東西”45。

我們能夠要求更多嗎?或者,我們敢不敢滿足於更少的?我們對此正在做什麼呢?


註腳:
21.Jacques Marcuse, "The Love Affair of Comrade Wang," New York Times Magazine,November 8, 1964; "Chinese Reds Condemn Those Young People Who 'Idle Away Their Time' Planning Early Marriag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1968; Topping,  pp. 806, 825; 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65.
22.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8, 1971.
23.Topping, pp. 811,830,
24.Chai and Chai, p. 27.
25.Arthur W.   Galston,  "Attitudes on Acupuncture," Natural History,   March   1972, pp.   14  ff;  George  G.   O'Malley,   "Oriental  Medicine,"A.R.E.  Journal,  July   1972,  pp. 149—155; G.L. Willox, "Contemporary Chinese Health, Medical Practice and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Ruth Adams (New York: Vintage, 1966), pp. 105-120.
26.Joseph R. Levenson, Modern China and Its Confucian Past (Garden City: Doubleday Anchor, 1964).
27.New York Times, July 7, 1971; C.H.G. Oldham,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China,"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281—317; John M.H. Lindbeck, "Chinese Science: It's Not a Paper Atom,"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8, 1967, pp. 38 ff.
28.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1971.
29.Marcuse, p. 40.
30.Laura Pilarski, "Little Tibet in Switzerland," National Geographic, November 1968, pp. 711-727; Stanley Ghosh, Embers in  Cathay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1), pp. 41-58, 168-205.
31.Fitzgerald, p. 30.
32.Topping, p. 804.
33.Topping, pp. 811,816.
34.Needham, Vol. II: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1956), p. 582.
35.Mao Tse-tung, 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May   1963,   1st pocket ed., p. 1. Quoted in "the little red book."
36.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65.
37.James Rest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71.
38.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1971.
39.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71.
40.New York Times, July 25, 1971.
41.New York Times, August 9, 1971.
42.These would  include, among authors cited here, Audrey Topping and her father Chester  Ronning.   In  addition, C.P.  Fitzgerald,  Edgar Snow, and  Helen  (Foster)  Snow have lived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in China.
43.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71, Section IV.
44.See statement by Senator James 0. Eastland, based on records of the U.S. 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reported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3,  1971,   in which   he  deplores the  "positive hues"   in which  reporters had been describing  China.
45.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1971.
Taking a deep breath and trusting yourself, loving yourself without ‘if,’ ‘and,’ or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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