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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OST MORTEM 在死後

只要承認了第二身體的存在,從人類開始思考那一天就縈繞不去的一個問題立即出現:我們會一直活下去嗎?在陰間還有生命嗎?我們的宗教說要相信,要有信念。對於三斷論的思考者來說,這還不夠,他們尋找的是一個清晰有效的前提,從中可得出必然的結論。

我所能做的就是在基本客觀的體驗面前,如實客觀地報導。也許在你讀到它們的時候,我的前提對你也有效。

我於1942年在紐約第一次見理查·戈登醫生(Dr. Richard Gordon)。他是一個醫學博士,一個內科專家。我們成為朋友,他成為我們的家庭醫生。他事業非常成功,逐年擴大,而且有一種少見的憤世嫉俗的諷刺幽默感。他是一個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擁有經驗的智慧。第一次見他時,他50多歲,所以我從來不知道他年輕的樣子。他矮而瘦,直白髮,有點禿。

戈登醫生有兩項明顯的怪癖。他決定要長壽,顯然的,因此他會非常小心地踱步。他以一種精心的、緩慢的、謹慎的步伐走路。

只在絕對有必要的時候才腳步倉促。更恰當的應該是,他用一種精心放鬆的步調蹓達著。

其次,當有人來訪他辦公室時,他會從裡屋門口瞥一眼,然後瞪著對方。他不說“你好”也不點頭擺手。他只是瞪著人,就好像在說,“現在究竟這人來幹什麼!”

雖然從來不提,戈登醫生和我相當親善密切。這是那種無需解釋,沒有邏輯原因的事。我們並沒有多少共同點,除了活在同一歷史時期。

1961年春天,我到戈登醫生的辦公室拜訪他,和他一起吃午飯,那是由他的長期護士在本生燈上做的。他看起來很疲憊,心不在焉,於是我提起這一點。

“我從來沒感覺這麼好,”他回答,然後突然轉到他慣常的自我。“怎麼了,難道醫生不能偶爾病一次嗎!”

我大笑起來,建議他做點什麼,比如看看他的家庭醫生。

“我會的,”他茫然說,又退回常規自我,“但是首先,我要去歐洲。”

我說那不錯呀。

“已經買了票。”他接著說。“我們以前去過好多次,但這次我想看看以前錯過的許多地方。你去過希臘、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和埃及嗎?”

我說沒有。

“那,你應該去的。”他說,把食物推開。“一有機會就去。你肯定不想錯過那樣的地方。我不會失去我的機會。”

我說會盡力,但是我可沒有一份肥差等著我回來。但他又嚴肅了。

“鮑勃?”

我等著他繼續。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他小心地說。“我不喜歡……為什麼你和妻子不和我們一起去歐洲呢?”

我希望我去了。

戈登醫生和妻子約一周之後乘船到西班牙。因為沒有消息,所以我假定他們在地中海某處曬太陽。

六周之後,戈登太太來電話。醫生在歐洲病倒,他們只好縮短旅程。他拒絕了外面的治療,堅持回家就醫。他疼痛劇烈,一進醫院就進行探查手術。

在醫院我見不到他,但她妻子一直把他的情況通知我。探查手術成功了。他們發現了所找的東西,腹腔癌,已經無法治療。除了儘量讓他感覺舒適之外,做不了什麼了。他永遠不出了醫院。活著(走出),那指的是。或更恰當地說,是肉體活著。

聽到這則消息,我感覺必須設法見戈登醫生。回顧之下,所有事的都相當清楚了。我確定那天在辦公室時,他已經知道自己的病。畢竟,他是內科醫生。他當然可能在私人實驗室已經解讀過跡象與症狀。那就是突然歐洲之旅的原因。他絕對不想錯過最後一次機會!而且他也沒有。

與戈登醫生交談的需要變得緊急。在我們所有的談話中,我從未提到我的“瘋狂才能”以及所經歷的事。我只是害怕他會仰頭大笑,把我送到他精神病專家兒子那裡。

現在不一樣了。他正與之競賽的事情,也許我能幫一點忙。我不知道自己的經歷怎麼樣幫他,但深深確信它能。

我一次又一次試圖見戈登醫生,但只有他妻子允許出入他的病房。最後我請求戈登太太幫我進去見他。她說戈登醫生非常痛,所以大部分時候都在深度鎮靜狀態下。所以他很少清醒有意識。有時候他清早能認得她,即使這個也並不常見。我告訴她,有一些重要的事我必須同他說。我沒有詳說。即使在悲傷中,她也似乎認識到我想傳達的消息,並不僅僅是安慰一位老友那麼簡單。這個直覺的女人找到了辦法。

“為什麼你不能寫封信,”她建議。“我會拿給他。”

我說恐怕他不能讀。

“如果你寫了,”她說,“我就會讀給他,在他比較有意識,能理解的時候。”

所以我們那樣做了。當戈登醫生有意識時,她一再地讀。她後來說重複讀信已經不是她的建議,而是應他的要求。是否信中的一些內容他想要牢牢銘記呢?

當我聽到這些,感覺非常遺憾。也許他並不會仰面大笑。如果我有足夠勇氣與他討論我的“行為”,也許我們可以分享更多東西。這裡引用了給戈登醫生的信一些相關部分:

“……而且你應該記得那時你給我做的檢查,因為你知道當時我很擔心。是的,那時候就開始了。現在既然你要在醫院呆一陣子,你可以試一下,自己發現。那樣,你不必非得相信我的話。它只是在你的恢復期可以做的一些事。

“首先,你要接受這種可能性,雖然它對你的經歷來說很陌生,就是你能超出肉體桎梏之外而行動、思考以及存在。並且,別讓你妻子把我送到你那精神病專家兒子那裡。佛洛德還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此外,他已經賺錢夠多了。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這個話題總是不適合提及。但既然你被拴在病床上,就請認真考慮一下。稍後它可能有用,也希望你能發現一些被我忽略的東西。它取決於,當你在病床上消磨時間的時候,是否能發展出‘離開’肉體的能力。如果可以,你就能找到很多有益的方法。它也許是緩解疼痛的一種方式。我不知道。試一下。

“……以我所有的真誠,我懇請你迪克,想一下。當你接受了這個觀念,即第二身體、非物質身體可能實際存在,你就跨越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一旦達到這點,僅有的障礙就是恐懼了。而它不該是障礙。因為這就像是害怕影子,你自己的影子。它並不奇怪,它是自然的。習慣於這個觀念——即你缺乏對它有意識的體驗,並不代表它是什麼可怕的事。未知只有當它一直不為人知時,才顯得可怕。如果你知道這一點,就無須害怕。那時,只有在那時,嘗試我寫在此處的方法。我不知道你可能用的那些藥物的效果。它也許有助或有礙于(那項)技巧。但請試一下。第一次也許不管用。

“……最重要的,讓我知道你的進展。當你好一點,也許我可以來看你,具體討論一下整件事。我本應該現在來,但你知道醫院對所謂規則有多古怪。如果你把所做的嘗試告訴你妻子,她一定會轉告我。但我寧願稍後聽你親自說。只要讓我知道。……”

戈登太太沒有告訴我他是否真嘗試過。我感覺在那時追問她太多很不合適。戈登醫生的病情到達晚期的消息已經讓她悲傷力竭。我仍無法確定,她是否意識到我的信可以被解釋為對死亡的訓練。

幾周後戈登醫生進入昏迷。他平靜去世,並未恢復意識。

有幾個月時間,我都在想著“去”戈登醫生那裡,不管他在哪。這是在我發展“瘋狂才能”以來,第一個親近的人去世。我既好奇又客觀。這樣的機會是第一次到來。我確信戈登醫生不會介意——如果他繼續存在的話。

因為還不懂這類事,我覺得在去打擾他之前,他可能需要一些休息,不管他在做什麼。而且,我自己也要鼓足勇氣。這是我從未試過的實驗。它可能很危險。

然後,在一個週六的下午,我做了嘗試。進入震動花了約1小時,最終旋轉著離體,在心中呼喊著我要見戈登醫生!

片刻之後,我開始快速上行,我只能看到運動中的一片模糊,感覺到似乎是一股稀薄的空氣。同時,我感覺到左肘下有一隻手。有人在幫我。

在一段似乎無窮無盡的旅程之後,我突然停下了(或被止住了)我站在一間大房子裡,有點頭暈。我印象那裡是一所什麼機構。肘下的那只手把我移到一個門口,停在門裡,可以看到隔壁的房間。一個男性聲音幾乎直接對著我左耳說:

“如果你就站在這,醫生一分鐘後就見你。”

我點點頭表示同意,站在那等。屋子裡有一群男人。有一個約22歲的年輕人,很興奮地連說帶比向三四個男人講著什麼。

我沒有見到戈登醫生,並且還在期待著他在某一時刻現身。在我等的時候,我似乎感到更暖和一些。最後我變得很熱,非常不舒服。我不知道什麼讓我這麼熱,也不確定能忍受更久。感覺汗真的從臉上往下淌。我知道無法再堅持下去了;我受不了這熱度。如果戈登醫生不馬上出現,我只得無功而返。

我轉身又看了看那群男人,想著我也許應該向他們詢問戈登醫生。就在那時,那個矮瘦而一頭濃密頭髮的年輕人停下談話,很專注地看了我一會。在匆匆一瞥之後,他又回到自己熱烈的討論當中。

熱度變得無法忍受,我決定離開。我沒法等戈登醫生了。使用學過的一種運動,我快速向上遠離屋子。回去的路程很遠。回體之後,我檢查自己的身體。我覺得冷,有點僵硬。當然沒有什麼汗順著臉淌。

失望之餘,我坐起來記錄這次旅行。我因為某種原因而失敗了。我沒能見找到戈登醫生。離開肉體的時間是2小時。

我遺傳中帶著些倔強。接下來的週六我又嘗試了。就在我離體後,正要呼喊戈登醫生時,右側一個聲音向我說話,口氣近乎惱怒。

“為什麼你還要見他?上周你已經見過了!”

我嚇得一驚,幾乎立刻就回體了。我坐起來環視辦公室。房間裡沒有人。一切正常。我想著再試一次,但是時間有點晚了。

上週六。上週六沒什麼重要的事。它不起作用。我又看了“上週六”的筆記。找到了。

“醫生一分鐘後就見你。”而約一分鐘之後,那個矮瘦而一頭濃密頭髮的年輕人專注地盯著我看了一會。他看著我時未發一言,好像他在思考。我所注意到的(特徵)應該是戈登醫生22歲的完美描述,而不是70歲。

這似乎比任何事都讓這次體驗更可信。我預計見到70歲的男人。我沒有認出他,因為我沒有預想到。如果這是一場幻覺,我應該見到的是70歲的戈登醫生。

後來在一次對戈登太太的拜訪中,我設法看到了戈登醫生22歲的照片。當然,我沒有告訴戈登太太為何看照片。照片與我在“那邊”見到的人完全相符。她也提到,在那個年紀,他很積極熱切,經常匆匆忙忙,有一頭濃濃的棕發。

某一天我會再試著拜訪戈登醫生。

另一次,我們想搬出這個州,當一個買家突然出現時,我們就賣了房子。作為臨時措施,在我們離開之前的一年租了一所房子。.

那是一個有趣的地方,剛好建在一條小河上的一塊大頭上。我們通過仲介租到它,然後再也沒遇到或聯繫到房東。妻子和我佔據了主臥,位於主層。

我們搬入約一周後,我們上床,妻子幾乎立刻睡著了。我躺在半黑暗中,從落地窗向外望著夜空。並沒有意願,但熟悉的震動到來,猜想它在這個新地方發生會如何。

我們的床對著北牆。床右邊(如果你躺著)是到廳房的門。床左側,是進主衛的門。

我正要從肉體升起時,注意到門口有東西。它是一個常人大小的白影。

帶著對“陌生人”的極度小心,我等著看會發生何事。白影移進來,繞過床,經過時離我不到一英尺的距離,到衛生間去了。我看出那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女性,深色直發,深眼窩,不老也不年輕。

在衛生間只待了一會,她又出現在床附近。我坐起來——非肉體的,我確定——伸出手,想看一下是否能碰觸到她。

看到我的動作,她停下來看著我。當她說話時,我能很清楚的聽到。我能看到她後面的窗簾,有一些還穿過了她。

“你拿那些油畫怎麼辦?”是女性的聲音,我能看到她嘴唇在動。

不知道說什麼,我設法想給她個滿意的答案。我說會照管好,不要擔心。

聽到這個,她輕輕地笑了。然後她伸出雙手,緊握住我的手。手的感覺很真實,有正常的溫暖和鮮活感。她輕輕擠壓了一下我的手,溫和地放開,繞過床出門去了。

我等著,不過她沒有再回來。我躺下來,啟動肉體,下了床。我來到廳房,並向其它屋子看了看。沒有人。我找了所有樓下的房間,什麼也沒有。然後我做了筆記,回床上睡覺。

幾天後我遇到鄰居的精神病專家,撒母耳·卡恩(Samuel Kahn)醫生。(我總是偶然就遇到精神病專家!)我問他是否知道我們的房東。

“是的,是的,我很瞭解他們。”卡恩醫生說。“W夫人大概一年前去世。那以後,W先生拒絕進入房子,搬出去就再沒回來。”

我說那太糟了,它可是個好房子。

“是啊,是她的房子,你得明白。”卡恩醫生回答說。“事實上,她就死在這所房子裡,就是你睡的臥室。”

我說那真是有趣。她肯定很喜歡這所房子。

“哦,她是的。”他回答。“非常喜歡繪畫。掛得滿屋都是。不過房子差不多就是她的全部生活。”

我問他是否剛好有W夫人的照片。

“讓我看看。”他想了片刻。“哎,是呀。我想俱樂部的合影裡就有她。我看看是否能找到。”

卡恩醫生幾分鐘後回來。他手裡拿著一張50到60人的合影,由於站成很多排,大部分人只看到頭。

卡恩醫生研究了一下照片。“她就在這裡某處,是的,我肯定。”

我越過他的肩看照片。第二排有個熟悉面孔。我用手指著問卡恩醫生,是否這就是W夫人。

“哦是的,是的,就是她。”他好奇地瞧著我,然後恍然大悟。“哦,你肯定是在房子裡找到了她的照片。”

我說是的,是那樣。很偶然地,我問他W夫人是否有任何不同尋常的習慣。

“沒有,我記得沒有。”他回答。“但是我會想一下。一定有些什麼的。”我謝過他,準備離開。當他叫我時,我轉過身。

“等一下,有一項。”卡恩醫生說。

我問是什麼。

“對啊,不管她高興還是感激時,就會雙手捧起你的手,手掌相對,輕輕擠壓。這有幫助嗎?”

有幫助。

有了體驗,我變得稍稍確信,我能在絕對異常的領域有更多這類冒險。一個很親近的朋友,安格紐·班森,和我差不多年紀,而且共同點很多。我認識他差不多8年。除了其它的事,他是個飛行員,經常用公司飛機飛行。他的一項研究愛好是反重力,我們經常討論它。他有一個實驗室,在裡面做這方面的實驗。在與重力研究相關的討論當中,有一個問題是,一個、哪怕兩個人怎樣在現今這個有大量研究組以及昂貴儀器的年代,在反重力方面證實任何有效的結果。

在1964年到紐約的一次商務旅途中,下午我在一個旅館房間有1小時空閒。我決定打個盹。躺在床上,剛要入睡時,聽到班森先生的聲音。

“有個辦法證明反重力。就是你要自己演示它,而且必須經過訓練。”

我坐起來,完全清醒了。我知道這聲音意味著什麼,但是沒有勇氣嘗試。但為什麼班森的聲音在夢中如此真實?我看了看床邊的鐘,才剛3點15分。我太清醒無法入睡,所以起身出門。

當我兩天后回家,我妻子非常安靜,我問她有什麼事。

“你在紐約的時候,我們不想讓你心煩,”她說,“但安格紐·班森死了。他試圖在俄亥俄州一個小場地著陸時死亡。”

我記得在紐約時班森的聲音。我問她是否是兩天前死亡的,大約下午3點15。

我妻子看了我很久,然後說:“是的,就是那時候。”

她沒有問我為何知道。她早已經習慣了。

在幾個月之內,我都沒有想過要“去”找班森。我毫無原因地認為他需要休息。也許是與意外非正常死亡有關,我還不確定。

最後,我失去了耐心。有一個周日下午,我帶著拜訪班森的意願躺下。

大約一小時準備過後,我終於出體,快速穿越一片空茫的黑暗。在旅程當中,我心中一遍又一遍大喊安格紐·班森。

突然,我停住了,或被停住了,我在一間相當暗的屋子裡。我站著,有人牢牢拉著我。等了一會,地板上一個小孔裡似乎冒出一股白氣。白氣匯成形體,有種感覺告訴我它就是班森,雖然看不太清,也沒有認出他的一些特徵。他立刻激動和興奮地說:

“鮑勃,你永遠也不會相信自我來這兒之後所發生的事!”

沒有其它的了。有人發出一個信號,白氣失去人形,退回了地板的孔中。我肘下的手將我轉開,帶我回肉體。

那確實是班森的方式——對新事物新經驗太好奇,不會像戈登醫生一樣,在“那時”或過去浪費時間。

如果那是自我引發的幻覺,起碼它是獨創的,我從未讀過類似的記錄。它是否能解釋在紐約旅館的時間巧合呢?

還有一例。1964年,我父親死于82歲。雖然我早年對父權相當叛逆,在後來卻與父親十分親近。而且我確信他也一樣親近我。

他中風幾個月之後,就因癱瘓而無法說話。後者顯然最讓人煩惱,尤其是對一個畢生搞研究教學的語言學家來說。

在這期間,每當我探望他,他都絕望地、心碎地試圖與我講話,想告訴我什麼。他的眼睛懇求我理解。嘴唇卻只發出輕微呻吟。我盡力安慰他,和他講話。他也盡力回答。我甚至不知道他能不能聽懂我說的話。

一天下午父親在睡眠中平靜去世。他走過了完整的一生,成功的一生,死亡帶來悲傷,也混雜著一種解脫。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意識到從父親那學到的一些腳踏實地的信念和觀點的重要性。我將永遠感激。

這一次,由於很親近的人去世,我不像以前那樣驚恐。或者,也許這種親密,或至少是親密的感覺,使信念增多,而謹慎減少。

我等待幾個月的唯一原因只是為了便利。我個人生活和事業中的其它緊迫事件似乎阻止了必要的放鬆能力。然而,當我有一天淩晨3點醒來,感到我可以試著探望父親。

我走完程式(指放鬆和產生震動的步驟——譯注),震動容易、迅速地到來。有片刻時間,我毫不費力地離體,升起到黑暗中。這次,我沒有在心中大喊。我專注于父親本人,“伸展”到他所在之處。

我開始快速穿越黑暗。看不到任何東西,有種巨大的運動感並有濃稠的、液狀空氣擦過身體。很像跳水後進入水中的感覺。突然,我停下來。我想不起任何人把我停住,也沒有感到肘下有手。我在一間很大的微暗的房間裡。

我似乎知道這是一間醫院或者康復中心,但是沒有任何我知道的治療。我開始四下尋找父親。我不知道期望著什麼,但至少盼望一次歡樂的重逢。

在我所站的主廳之外,還有許多小房間。我看向其中的兩個,每個房間裡有一些人,他們並不太注意我。我開始猜測是否來錯了地方。

第三間不比修士的小屋大多少,在對著門的牆上,有個約肩高的小窗。一個男人斜靠在牆上,向外望著。我進去時只看到他的背。

然後他轉向我。他的臉上是絕對的震驚,之後我“去世”的父親說:

“你在這幹什麼!”他說這話的口氣,完全像一個人周遊了大半個世界時,突然遇到剛與他在家鄉告別的人。

太激動而無法講話,我只是站在那,希望著我所期待的歡樂重逢。它立刻到來了。我父親上前,從腋下抱起我,高興地舉過頭頂又放下,就像我兒時記得的那樣,就像大部分父親對小兒子那樣。

他把我放下來,這時我有足夠信心開口了。我問他感覺如何。

“現在好多了,”他說。“已經不痛了。”

就像我讓他想起了竭力要忘掉的事。能量似乎從他體內流逝,他轉開,顯得很疲憊。我看著他,他似乎忘了我在場。他看起來更瘦,根據他當年照片的樣子,大約50歲。

我感覺到會見結束了。現在不會有更多了。我平靜地退出屋子,轉身“伸展”出去,返回肉體。回去所用的時間要少得多。

是那樣嗎?在最後的日子裡疼痛如此劇烈,而他卻無法讓人明白,從而幫他緩解疼痛?如果是那樣,他當時的身體又是怎樣一間可怕的牢籠。死亡確是一項祝福。

我該設法再“見”他嗎?我不知道,不知道我是否應該。

還有很多其它不這麼私人的體驗,但同樣感人。所有這些都把我帶向一個無法回避的經驗結論。它證實了許多、許多個小時的苦悶、懷疑、恐懼、孤獨和幻滅;它就是產生人們稱之為思想量子遷躍的那個點,啟動了新的觀點和視野;它允許“此時-此地”(現場I)中的痛苦和快樂歸入合適的重要性類別(在無限存在中,一分鐘、一小時或一年又是什麼呢?);它打開了通向一種現實的大門,這現實最終會向人類意識頭腦證實那些難解的奧秘,也會繼續挑戰好奇心,控告知識份子(???)。

這是我的答案嗎?將這些體驗與人類在離開肉體後可以,且以之運作的知識相混合,有且只有一個(答案???)。

如果將有一條偉大訊息(Great Message),這個算得上。

如果人類有第二身體,如果那個第二身體在所謂死亡之後仍活著,如果人格與性格在這個新-老形式下仍然存在——那時將怎樣?再一次,一個古老的問題渴望答案。
Taking a deep breath and trusting yourself, loving yourself without ‘if,’ ‘and,’ or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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